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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限制看起来不合情理而难以解释：因为形质的原因，性理竟然没有主宰能力使自己被充分呈现出来，而要受到拘束。
52司马迁：《史记》第2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93—394页。《难言》与《聘礼记》及其郑玄注都认为是辞多浮华，朱子则说：史掌文书，多闻习事，而诚或不足。
在《论语》简略的描述中，孔子尚未以文质论的语言概括三代之制，但以文来形容周，却是非常明确和频繁的。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经过长期的积累，史官记录的文字形成一个传统，才有了后来所谓的历史。②刘小枫：《〈克服历史主义〉编者前言》，载［德］特洛尔奇等（著）、刘小枫（选编）：《克服历史主义》，陈湛、郭笑遥等译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0、12页。在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，史官的职事已经非常专业化，可以脱离其所基于和依赖的自然。
50三统合于一元，每一统是81章，1539年，是为《三统历》之名为三统的律历学根据。章学诚说六经皆史，又进一步解释说：皆先王之政典也。其后，汉儒试图将文质历史观讲得更加圆融，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《表记》中提出的问题，并使之更加清晰。
18孔子此语，当然并不只是为修辞而发。正是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之意，因而也就是以义著《春秋》的另一种说法。于是，历史的演进规律，也呈现出文质循环的大势。在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，史官的职事已经非常专业化，可以脱离其所基于和依赖的自然。
三而复之说虽取自自然历法，却并非仅是象征，其实质仍在于尚文尚质两端。43另外，此处说的四代文质，与公羊家三而复的说法并不一致，其以虞夏皆尚质，殷周皆尚文，显然违反了一质一文的循环规律。
马王堆帛书《要》中，孔子评论易学的研究传统时说：赞而不达于数，则其为之巫。历法的使用，更多取决于天文学的实际发展和使用方便。巫文化相信万物有灵，通过有特别魅力的人物（萨满或巫觋）来完成神人之间的沟通，人对神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，而是有相互的影响，人甚至可以通过巫术来迫使神灵服从自己。另一方面，无论尚文尚质，始终是在文明内的不同偏向，因而只是尚文之文和尚质之文。
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如君南面、臣北面、皮弁素积，声味不可变，哀戚不可改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张昭军：《柳诒徵为史以礼说的意蕴》，载《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10期。《诗》《乐》二经，章学诚对于它们当归史官并无可疑。
文字，《说文》曰：错画也，象交文。此处所说的质，并非纯粹的质，所说的文，也并非纯粹的文。
《卫灵公》曰：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。列奥·施特劳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。
黄铭正确地指出，三而复之说当来自三正。后世将《搜神记》作者干宝称为鬼之董狐，当然不是说他记载得多么真实，而是赞赏他记录鬼故事时的史观。以其丰富的天道和历史知识，提供对时政的参考借鉴，是《左传》中史官们经常扮演的角色。⑧张辉：《维柯与赫尔德：一种奥尔巴赫式的关联》，载《长江学术》2003年第3期，第74—83页。所以，史官的很多职责是对巫官职责的人文性发展，卜筮是其中最明显的，还有在祭神、丧礼等礼典中的职责，也应该与巫史传统有关。三种看法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，而儒家文质彬彬的态度最为综合与理性，从而成为文质论历史观的哲学基础，也可与现代西方的诸种历史哲学进行实质性对话。
文质彬彬的修辞方法，在作文之法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讨论，36其辩证色彩更为明显。孔子所讲的都是治道，即虞夏商周四代都是成熟的文明形态，是确立了公共时空制度的文明共同体，而其文明制度又都建立在性命自然的基础上，所以皆有文有质，只是有所偏胜而已。
故立嗣予子，笃母弟，妾以子贵。28此说相当全面，但笔者认为，上述第二个层次又可进一步细分，礼职应该是其中更根本的，一是因为它与第一个层次的天职有更直接的关系，二是因为，在39项职能中，礼职占11项，是最多的。
夏商周三代既有文明逐渐演进的方面，又有历法与治道上的三统循环，便是此种历史观的呈现。55则忠与文之间，正是质与文之间的关系，而殷人之敬与鬼，则是介于尚质与尚文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，孔颖达疏谓殷较夏质少文多，而不及周文，是给了一个较合理的解释。
历史也是如此，或偏于质，或偏于文，偏极则救，往复循环，在动态中达致中和，这可以视为文质论历史观的最高目的——我们的历史使命，不是达致一个最高而绝对的末日，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寻求文与质的中和。特洛尔奇则明确吹响了反历史主义的号角，②他将历史主义的弊端归为相对主义，指出，我们在一切环节上都感觉到了历史相对主义，并将如何能控制和限定历史主义作为自己思考的问题。刘歆以三统说《春秋》，云：《传》曰：‘元，善之长也。但在文明语境下讨论的文质关系，常常不是情文关系，而是文章本身的尚文尚质，即尚文之文与尚质之文。
要使礼乐制度不流于空洞的仪式，史官的工作不要变成乏味的案头文章，其所形成的著作也不要流于浮华空疏，而是要回归真正的自然。至郑玄则云：忠，质厚也。
《孟子》全书终结于对孔子历史地位的叙述与评价，也寄托了孟子绍述孔子之志：由尧、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，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之，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数而不达其德，则其为之史。
而五千精妙，则非弃美矣。而笔者认为，乐师和史官都不能作为儒家的唯一来源。
56六、结语：文质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意义阎步克曾说：‘质的状态具有充实的内在意义与价值，但又是质朴、单纯和粗略的，而‘文则指复杂而有条理的状态，同时又偏重于外在的形式、结构。秦政不改，反酷刑法，岂不缪乎？故汉兴，承敝易变，使人不倦，得天统矣。但作为丧祭之礼的实际主导者和仪式的导引者，这二者之间恐怕很难截然分开。我们需要先考察《春秋》三世，再来理解三代之事。
在承认文明这些层面的进步的同时，文质论历史观还认为，即使在文明共同体中，自然生生中的天道循环仍然在起作用，甚至是更大、更根本的作用。笔者认为，这种怀疑没有根据。
敬之敝，小人以鬼，故周人承之以文。绝对精神，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价值基础，也正是这一点使普遍历史必然是目的论的，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，历史主义就会沦为相对主义。
玉厚七分，白藻三丝，衣长前衽，首服员转。刘逢禄在《论语述何》中甚至认为，《雍也》中的文质彬彬也完全是基于三而复的历史循环而发：文质相复，犹寒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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